法律的力量之源是什么？是认同，是接受，这才是法律真正的力量之源，而这种认同和接受就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应该具有的可接受性。
参见吕艳滨、Megan Patrica Carter，见前注，页34。 二、什么是政府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对政府信息下了一个定义，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给申请人增加一个备选方案，接受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机关没有该信息，可以帮助申请人从制作机关调取，并收取合理费用。因此，认为，要求公开芝山村村民提出建房申请时的年龄，虽对权利人有一定影响，但达不到明显程度。比如，孟某诉上海市虹口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信息公开答复纠纷案（(2008)虹行初字第39号）中，法院对商业秘密做了阐释，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第三人不同意的，行政机关就不公开，法院也认可。[3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与王聚才不履行信息公开答复职责纠纷上诉案（(2011)南行终字第78号），一审法院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已界定邮政、电讯等行业经营者属于公用企业，直接认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调整的对象，是行政诉讼上适格的被告。
[18] 因此，对于三需要，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搭附，不得限缩解释，进而刁难、推诿。参见苏苗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现状及其展望，《电子政务》2009年第4期。 三、迈向可接受性：策略和基础 我们相信并盼望中国的行政法治迈入可接受性的新时代，可是如何才能迈进这个时代呢？首先，我们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规划实施的策略，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真正活法，必然是法律的制定环节和法律的实施环节可以获得有效衔接的法。人们所以苦苦进行博弈，根本不是为了获得一些所谓的消极权利（据说是最基本的人权），而是为了形成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能够保护那些使人们获得最大利益的所有合作关系，而合作关系是安全、幸福等等各种最大利益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10]参见《放宽社团登记改革，广东谱新篇》，载于《中国经济导报》2011 年12 月17 日号。法律确定性的另一表现是法律应保持稳定性，但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发展，因此法律的稳定性必然会导致法律与社会生活或多或少地脱节，即产生滞后性。
第二，在有关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规章开始施行时。直白的说就是，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中存在一大批恶法，这才是问题真正的根源所在。
第二，严格适用法律之后果远远超出当事人承受能力的。要想跳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漩涡，就必须将可接受性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就目的而言，便宜原则的目的就是突破成文法的刚性来便宜行事，因此，其功能定位自然是适用原则创制规则的例外，这种原则所起的一种作用应该是证明违反规则为正当。因此，在行政处罚法上导入便宜原则有其必要性。
（6）便宜原则的功能定位 我们认为，在行政法中引入的便宜原则应该并不仅仅局限于行政处罚领域，而是要将其构建成为贯穿于所有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虽然这一趋势并没有被学界清晰的揭示来，但是整个行政法学界却以一种下意识的方式在向这一方向迈进：例如在行政法哲学层面上，虽然学界没有明确提出可接受性理论，但是著名的软法理论和可接受性的理论旨趣是异曲同工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合作。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执法队伍整体是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的不接受现象。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权利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服务于人类合作关系的手段，受合作这一最高目标的制约。例如198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矿产资源法》，国务院地矿部门于是将矿泉水列为矿产资源，规定矿泉水的开发利用需按照矿产资源法规定的程序办理，并征收使用费。
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属性问题，现行的不同法律就做出了不同的规定。（2）混乱性恶法 法应是专门的法律调整体系，或者同样地拥有系统化特征性。
因此，执法活动追求共识是无意义的：你以为你抓住了共识，其实你抓住的不过是流动的舆论碎片。只有合理的才能被接受，有利于合作的才是合理的。行政法治追求的现实可行的重叠共识就是个案中的底线预期。[5]孙光宁著：《可接受性：法律方法的一个分析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7 页。[13] 第二，藏私性立法不作为。[17]参见雷虹、张弘：《论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5 期，第118 页 [18][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93 页。
[41]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根据上述规定，对行人、乘车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应当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罚。
起诉法定原则是指检察官必须对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这项原则强调合法性，应诉必诉。每册丛书在介绍某思想家之前，首先要讨论的前提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当下讨论该思想家？丛书的编写者认为，这种做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种学术观念、学术思想、学术命题乃至学术思潮之所以被社会关注和接受，不仅仅是因为其本身的原因（诸如架构精巧、体系宏大、逻辑严密等），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同当下的某种历史语境紧密相关，文本之中内在蕴含着可以深度发掘的高度的时代相关性。
长期以来，我们赋予执法者和司法者巨大的裁量权，其最为根本的善意考量就是赋予其在一定程度上微调现行法律规定的权力，以便确保在个案中实现法律实施的可接受性。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中国的行政法治将迈入可接受性的时代，新时代的工作重点是提高行政执法的可接受性。
（3）藏私性恶法 西塞罗说过：国家乃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其三，制造不必要的摩擦。我们如果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立法方向上，可能最终的结果只会是黄花菜都凉了。[19]John Searle， Introduction， in Rationality in Action， The MIT Press， 2003.博士论文p28. [20][美]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2 页。
[31]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67 页。不接受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多么完美的制度都无法避免某些情况下的不接受，在这里，大范围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根据上述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则又属于民事合同。
《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既是保障公民结社权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促进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的重要制度依托，可是长期以来这两部行政法规都采取了倾向于严格控制的双重准入体制，即一个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如果要想登记成功成为合法主体，不仅需要登记机关的许可，还必须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方可满足设立之条件。怎样看待已有的条文，这是推进思想解放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对于抢黄灯的处罚问题，搜狐网进行了在线调查，68.27%的被调查者认为闯黄灯不应该予以处罚，而针对全国首例闯黄灯案判决，则有近七成人称不该处罚。其次，我们要找到推进可接受性行政法治的核心问题，在那些能够引发方向性变迁的环节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以收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什么是司法经验？司法经验那么多，到底哪些司法经验是必须去契合的呢？在我们看来，所谓契合司法经验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行政决定应该获得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可。不过，合理性约束是普遍的，它被嵌入到心灵和语言的结构之中，特别是被嵌入到意向性和言语行动的结构之中。
我们不能认为法律是由一套孤立规范组成的体系——每一规范冲突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功能，法律是一套共同决定其规范内容的（潜在冲突的或者强化的）理由体系。[38]孙光宁著：《可接受性：法律方法的一个分析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49 页。
这个阶段就是中国行政法治的内涵式发展阶段。[36] 什么是人情？合作而已。
因此，我们可以说，权利产生于人与人的合作关系，是合作规则定型化的产物。合作乃是权利之母，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权利值得被认真对待。
留言0